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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要靠改革与创新突围

外需萎缩,反全球化现象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英国退欧公投,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任,在这种大环境下,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已趋稳。2017年全球不确定性将进一步加大,中国经济面临怎样的挑战与机遇,在国际竞争中,发达国家的技术及制度优势坚挺,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越南的生产成本更低,2017年中国经济如何突围?中国经济的机会在哪里?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作了题为《改革突围、创新突围——2017年的中国经济》的演讲。他认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两个大形势:国际外需萎缩、国内成本上升。谈到成本上升,他重点谈的不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是如何克服体制成本的上升。而解决方案就是,延长成本优势,一靠制度改革,要把体制成本降下来,二靠创新。

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变化,要放到全球格局中去理解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即从高速增长转向6%-7%这种中高速的增长,要先理解全球的格局。

周其仁先举例说明,假如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国是10万元资本,300个人。穷国是10元钱资本,3000个人。前者类比是欧美和日本,后者如80年代的中国。这两个经济体中间之前有一道墙隔开,大家各过各的日子。

现在把墙打通,就是改革开放,把这个壁垒打开。打开以后,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万零10元钱,人口总量是3300人。要素的相对比例都发生变化,用熟悉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

第一,富国的资本总量只加了10元钱,但是人口总量加了3000人来抢,原来300人用10万元钱,现在3300人用10万零10元钱,所以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很多钱,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富国有科技,3300人来抢科技,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但是富国经济的麻烦是,原来只是300人现在要3300人一起竞争工作机会,劳动者的竞争加强了,所以发达国家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二战后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被破坏,全球化以后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上升。华尔街、硅谷赚到了大钱,但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人群如制造业工人、中下层很失落,他们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压力要超过他们得到的好处。当然好处也有,就是中国的产品很便宜,美国享受到了稳定的物价,所以,穷人实际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和华尔街、硅谷一比,相对收入的落差就出来了。所以在全球化高涨当中发生了“占领华尔街”。

在这一复杂的动态演化格局中,周其仁用一个重要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传统的比较优势说是李嘉图的理论,就是各国扬长避短,选择你生产率高的东西做,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会高。但是萨缪尔森后来的研究结论说这不对,因为中国啥都生产,生产完袜子再生产汽车,生产完汽车再生产飞机。 随着不断产业升级而形成的“动态比较优势”持续,国际化产能日益集中在中国,并形成持续多年的贸易顺差。而一些本来先进的国家感觉利益受损,经济以外的规律就要发生作用了,贸易摩擦,制造壁垒,甚至国际关系紧张。

周其仁认为,从外部看,中国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因为在高速增长当中,我们是高度依赖外需的,当然影响更大。

国内经济形势是成本优势减弱,体制成本重新上升

从国内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是成本在变化,周其仁谈到了尤其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

中国经济高歌猛进得益于全球化,就是因为有成本优势。过去我们封闭自己,一旦开放,发现穷也是竞争力。穷就是工资低,工资低就是成本低。但是现在这个成本在变化,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价格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变化,最近最典型的例子是曹德旺在美国设厂。

成本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周其仁认为是体制成本变化。

从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经历了从张培刚、阿罗到张五常的多位经济学家研究与拓展后,周其仁提出了“体制成本”一说,即整个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制度性成本。

从体制成本这一角度,才可解释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如果只是劳动力便宜的话,30年前中国更便宜,现在非洲和拉美等国家依然便宜,为什么没有形成今天中国独具的“全球化制造”能力?正是由于把一个贫穷的“封闭系统”变成了一个“开放系统”——正是在“系统开放”推动的“组织创新”中,“封闭体系”下的劳动力才得以变成“开放市场”中的产品竞争力,而这一产品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则有赖于体制改革和组织创新所带来的“体制成本”持续下降。他认为,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格局下的竞争优势,并不完全是早期劳动力便宜等“固定成本优势”,更是建立起一个学习型“开放系统”,并不断降低内部制度成本的“体制优势”。体制成本下降,加上原来的要素成本低廉,结合到一起再加第三个力量——学习曲线。最终构成了后来的“中国故事”。

但是现在面临的新问题就是成本又上来了,原来的成本优势消失了。现在我们一般讲成本优势消失,讲的都是劳动力、工资在涨,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也增加了,这正好印证了改革走到了深水区。

比如,我们到今天还没有达到税收一定要法定,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很多的税收是行政部门直接定的,不经过人大审核,就很容易一下子收过头,增加企业成本。

比如我们常说要简政放权,很多后来增加的文件大部分都不是计划时代而是高增长的时代加进去的,这些是体制性的问题,问题是外需一收缩,这些变量就来了。

周其仁教授形象地将中国目前在全球市场中的状况比喻成“三明治”——夹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一方面不具备发达国家的前沿技术,一方面市场成本大幅上升,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相比已不具备优势。

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

降低“体制成本”首先要“主动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其次要靠企业创新

那么,如何克服体制成本的上升?解决方案就是,延长成本优势,一靠制度改革,要把体制成本降下来,二靠创新。

周其仁认为,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降低,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经济就会被拖住。所以,2017年要继续改革突围。要推行渐进改革,其好处就是振荡低,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渐进改革的难处是要“维持渐进”,所以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降低“体制成本”首先要“主动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其次要靠企业推动的科技、组织和观念创新,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把迅速上升的“成本曲线”往下推:以新的市场和产品不断替换失去竞争力的“旧经济”体系。

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新的僵局。引进新的产品,改变现有的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创立新的经济组织,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创新很重要、很伟大,但是创新不是一定自己会发生,创新是有条件的。

周其仁以以色列为例,指出这个“一半是沙漠”的国家居然成为世界的创新高地,靠的不是自然资源,而是发明创新——在特拉维夫和海法的片隅之地,养育了800万人和7000家创业公司,并成为硅谷内国际科技巨头们最重要的研发中心之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主导了美国硅谷的高精尖研发,美国没有一家大公司不在特拉维夫设创他们的研发中心,他们靠的是人、想法、发明创造,靠的是对教育的重视。

因此,中国经济“突围”,要通过企业创新来突破全球经济增长停滞的“新僵局”:正如熊彼特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如果把创新分为原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三个层面的话,过去几十年以深圳为代表的创新模式都是“从下往上”——因为市场需求的发现,而引发对相关技术和基础原理的研究创新。

周其仁称,他非常高兴地看到了深圳“原理创新”的势头:无论是基因工程领军企业华大基因,还是显示技术革命“破局者”的柔宇科技,都是先从学术论文上实现“原理突破”,再进入具体的技术发明与产品市场开拓的过程。只有这样的创新思维模式,才能形成一个大国的创新格局,才能使中国经济保持稳健的发展势头。